父亲一生不喜茶，不嗜酒，独爱听收音机。

七十年代，我家有一个砖头大小的收音机，那是全家人的珍贵物件儿。当“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的声音响起时，四岁的我踩着小板凳儿，搬下放在橱柜上的收音机，上下左右地看，好奇地想知道声音是从哪儿来的。爸爸看到，赶紧拿过去，说：“哎哟哟，小姑奶奶，可别把这个宝贝给摔了，要是摔坏了，我们就听不到声儿了。”我追在他身后不依不饶：“爸，这么小的盒子，人藏在哪儿？他们变成小人国里的人了吗？我想去找孙敬修爷爷，想让他给我讲更好听的故事。”“这里面啊，没人。人的声音是电波传来的，孙爷爷在北京呢，等你长大了去北京看他吧。”“那我能从电波里跟你说话吗？”“肯定不能啊，只有播音员才能在电波里说话。”“那是不是我当了播音员，就能在里面说话了？”“对，不过播音员可是很厉害的人，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全中国才有一个孙敬修爷爷呢。”在电波里说话一时实现不了，有点小沮丧，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节目的喜爱，通过电波，小小的我喜欢上了评书联播，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落下一集，非要死缠烂打让哥哥给补上才罢休。记得有一次，表叔来串门儿，我就把刚听过的岳母刺字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边讲边用手指当针在布娃娃的背上比划。表叔逗我说：“往背上刺字，一针针地扎，多疼啊，要是我才不干呢。”我急切地说：“可是，可是他妈妈给他刺的是精忠报国，报效国家，怎么能喊疼呢？”表叔翘起大姆指说：“哟，小梅懂得真多，比哥哥都强了。”听到夸奖，我害羞地用两只小手捂在脸上，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八十年代，哥哥参加工作了，给家里换了一台双卡收录机，这个大家伙足足占据了整个写字台。它不仅可以听节目、放磁带，还能把自己的声音录进去。那时，我上小学六年级，每天放学回家写完作业，就把学过的课文认真地录在磁带上。现在回想，那时录得肯定支离破碎，语不成篇，但父亲却是我忠实的听众。有一天，当我按开录音键后，突发奇想，如果我对着录音机把我想跟爸爸说的话录进去，不就是在电波里对他说话了吗？于是我拿腔拿调地说：“亲爱的爸爸，你好，今天我要给你朗诵的是《桂林山水》，你想去看桂林山水吗？等我长大了，我们一起去。”磕磕绊绊地录完，我就眼巴巴地盯着墙上的挂钟，支楞着两只耳朵，盼他下班回家。当父亲熟悉的开门声传来，我从椅子上一下弹起蹿了出去，拉着爸爸的手急切地说：“爸，你今天先别做饭，先听听我录的课文。”不由分说把他拉进了屋里，摁开了放音键，咝咝啦啦转动的磁带里传来了我稚嫩的声音，我迫不及待地问：“爸，我的声音进到电波了吗？你听到我跟你说话了吗？”父亲连声说：“嗯嗯，听到了，听到了，我姑娘的声音真好听，是我们家的大播音员了。”那天晚上，我一直想着白天的事，回味着每一个细节，激动得好久睡不着。

九十年代，电台的直播节目风靡全国。丰富多彩的节目形式，主持人亲切自然的风格，让我如醉如痴。1995年，我离开家人到外地工作，在一次市里举行的普通话大赛中脱颖而出，并有机会走进了向往以久的直播间。第一次直播，是寒冷的冬夜。对着话筒，我的心怦怦乱跳，脸烧得厉害，声音颤颤地挤在嗓子眼儿，手忙脚乱中，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只觉得后背湿了一大片。结束后，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说了第一次直播的窘况。他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只要不怕吃苦，刻苦努力，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末了，父亲还嘱咐我人在外地要照顾好自己。后来，听母亲说，父亲放下电话，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嘴里不停地说：“真没想到啊，今天真从收音机里听到小梅的声音了，孩子知道努力，我放心。”此后的日子里，父亲成了我的铁杆粉丝。每次打电话，他都会说：哪天把《三个和尚》给你王阿姨的孙子听了，孩子说建梅阿姨讲得真好，哪天和你妈听了《娘的针线簸箩》，你妈抹泪了。而就在那一年，一直健壮的父亲却突然病倒了。忙于生计的我，很少回家，对亲人的思念，很多是在节目里表达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建梅在电波的这端向您问好……”每一句问候，其实都同样传递着我对父亲的牵挂。住院期间，父亲形影不离地带着小收音机，一向低调的他总跟病友说：“我呀，有一种特殊的止疼药，只要听到姑娘的声音，病就好多喽。”1999年父亲生日那天，节目的最后我放了一首《父亲》：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儿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后来听哥哥说，听着那首歌一向坚强的父亲老泪纵横，第一次谈起了生死。他说：“我不怕死，只是想让老天爷再给我点儿时间，你妹妹还小，一个人在外地，没成家呢，我的责任没完，走了不放心啊……”

在与病魔抗争五年后，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同安葬的，有一块怀表、一个木鱼石水杯，还有他最喜爱的收音机。心灵的电波穿越时空，愿天堂里的父亲听到我的声音，安息，勿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