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几度，草青又枯。年关将至，又是一年爆竹声声时。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袅袅炊烟风里飘游，那是儿时“年”的模样呵。奶奶曾说过，“年”是一只专吃小孩子的大妖精，长得凶神恶煞，一定得在除夕夜时放枚铜钱在枕边避避邪才能躲过一劫。不过，我一直都是不相信的，“年”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是新衣服新鞋子，是不用写作业，是厚厚一沓的压岁钱，怎么可能会是凶巴巴的呢？

我现在还能依稀地记起奶奶脸上泛起的那个有些悲怆的笑容，带着时间留下的，不容置喙的沧桑，我茫然却不敢询问。这一困惑，就是整整十九年。

十九年到底能发生多少不能接受的改变呢?是心爱玩具的丢失，朝夕相伴的宠物的死去，门前芙蓉树的枯败，还是越来越不相信故事会有美好结局的老练与成熟？于我而言，是年，是永远在记忆里散发着饺子香气的年啊，那年味儿，不知何时开始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到最后，就怕是只能到记忆里才能堪堪寻得了吧。

冬风吹又起，十九年的岁月，不过寥寥，白驹过隙般游走，我也由不谙世事成长到少年强说愁的年纪。十九年，说短不短，说长却也不长，冬阳依旧温暖，冬风依旧微寒，我仍旧固执地在风中寻找答案，寻找奶奶眼中的心酸。

公元2019年，是我过的第十九个年，也是最没有年味儿的年，或许是因为年它也老了吧，再负担不起那股沉重的文化底蕴，也不被时代所偏爱，最终只得沦为记日方法的奴隶，简单，直白，却不再让人一提起来就心生温暖。可是它本该永远年轻的，年轻美好的一直存在着，不论是存在于记忆，还是现实。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那答案就在夹杂着爆竹硝烟味儿的瑟瑟寒风里飘忽不定，想抓住它一探究竟，不过稍一疏忽的功夫，它便又隐入风里去，寻不见了。我有些心寒，摇了摇头，伴着傍晚的风，去到几条熟悉的巷陌里，以期寻得几丝年味儿。

西埠村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地方，没有霓虹灯和高楼大厦，就连最近的公交站也得半个小时才能走到。那样与世隔绝的古朴村落或许还能保留下些许年意吧，我乐观地想着。天色渐晚，几盏路灯扑闪扑闪地亮着，明明年关将近，寥寥星辰的夜空下却只有零零星星的几盏灯笼，昏暗的原野上刮过几道风，空旷的好不凄凉。

风声里，突然回味起奶奶所说的凶神恶煞，或许在一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眼里，年味儿的消逝，就像是岁月对她无情的提醒，让她觉得曾经那么欢喜的年，变得冰冷，僵硬，像个患了重病的老人，令人惋惜与遗憾，才会觉得年是凶神恶煞的，于是便不由得生出了几分人事易变，岁月不饶人的感慨。

年前，我去到最近的县城里置办年货，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拐角处意外地看到了一位衣着破烂却干净得体的老人。他抱着一根拐杖，坐在自己扎的小板凳上，面前摆的是各种各样的窗花。清一律喜庆的大红色，明明有风却仍整整齐齐地摆在一块破旧的白布上，这种对节日仪式般的尊敬感仿佛从上世纪穿越而来，让我有些恍惚。

可是老人的表情似乎有些麻木，双眼愣愣地盯着前方，看见我来，眼里流露出明显的惊喜，我看着地上摆着的窗花，感叹起它做工的精细。老人笑起来，“那当然哩，俺可是打小就会这门手艺，只可惜这玩意儿越来越不中看咯，现在的娃子们哪有喜欢这种老东西的哟。”

不知怎的，我居然将老人的苦笑与奶奶重叠起来，他的话弥散在风里，又飘入我的耳中，我好像听见了那个答案。那该是对传统文化没落的，深沉的悲哀与无奈。我不合时宜地想起政治书上的所说，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庆祝民族节日是民族情感的集中表达。可是那个在记忆里最最古老的春节啊，却早已头发斑白，眸色昏沉了。

风起了，起的有些突兀。我走到热闹的商场里去避避风，人群仍然熙熙攘攘，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轻松的喜悦，叽叽喳喳，或许年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仅是休息而已。我捻着手里的窗花，安静地站着，没有哭，也没有悲伤。只是安静地站着，像个局外人。

我想，如果“年”真的是个老人的话，那么他也一定在风里哭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