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运送各类公文和物资的马车，都曾从这条叫“馆驿街”的衢巷上疲沓地路过。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却不是为了歇息，而是要顺道去拜访拜访临近的那座历经百年风雨的邮政大楼。

在和煦温暖的柔和春风里，我们沿着一节一节的青石板路拾级而上。落日余晖掩映下的路面仿佛一叶扁舟，时光就坐在上面，顺着年轮转动相反的方向，摇摇晃晃地漫流回了一个世纪以前。对于当时刚刚开埠不久的老济南城来说，1919年的最大历史意义不是适时风起云涌的巴黎和会，也不是随后迅速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而是这年秋天悄然竣工的邮政大楼。

把时间再往前推迟一年，也就是1918年。这年夏天的7月份，两个本来居住在天津外国建筑事务所的外国建筑师查理和唐文赛，顶着似火的骄阳，风尘仆仆地乘坐新式火车来到了老济南商埠内。他们此行的目的很简单：用最短的时间为商埠设计一张邮政大楼的建设图纸，并把它移交给瑞典人纳自敦。

删繁就简的史料遗漏了查理和康文赛设计邮政大楼图纸时的具体步骤，但他们二人在离开的火车上轻松愉悦的笑声却至今余音绕梁。剩下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了瑞典人纳自敦。这位来自瑞典的工程师，完全没有因为自身国籍的问题，而左右大楼的拟定风格。他出于一个邮务司长的职业敏感，毅然而然地敲定了德式风格的方案。大楼的墙基全部采用小型蘑菇青石层层累积，而楼身四面主墙则一律使用红泥石砖堆砌。已经在中国居住多年的纳自敦，心里比谁都清楚中国人自古以来根深蒂固的红色情结。因此，在外墙粉刷的那天，他像是故意的似的，亲自组织施工人员拎着一桶一桶的鲜红油漆，把大楼上上下下粉刷的红光满面。人头攒动的街市，这时突然被时间凝固。人们用一次次动容的回眸，来表达对这位通情达理的瑞典人深情致敬。

从外观上看，三层高的大楼最显眼的部分便是高出楼顶的两层塔楼。呈四角菱形的头盔状塔顶外观，记录着一种让世人又爱又恨的性格。极端的残酷交织着极端的文明，构成了军国主义至上的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禀性。同样身为欧洲人的纳自敦不会觉察不出这些狂热的军国疤痕，曾给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带来怎样悲烈的心理创伤。故而他在指挥工人们建造好塔顶以后，就下意识地在塔顶铺满了闪耀着浓重中国色彩的黄琉璃瓦。每一面琉璃瓦顶的中间，又杂陈着一条绿琉璃瓦的浮雕花纹装饰。我想，在督建好塔顶部分的时候，这位心细如发的瑞典工程师，一定孤身一人站在上面朝欧洲所在的西北方向眺望良久。当极端遇见尊贵，当残暴撞上文明，握手言和似乎就已在所难免。

高高矗立在大楼塔顶上端的旗杆仿佛一根吞吐乾坤的定海神针，在向后人们倾诉大楼自身的颠沛命运。汹涌的烈火曾炙热地灼烧过它，野蛮的军队曾粗暴地践踏过它，呼啸的战争曾肆虐地摧毁过它，就连卑贱的土匪也曾嚣张地蹂躏过它。一直等到疲惫的时间老人拖着衰败的身体蹒跚的走到了1958年，它才得以否极泰来地重新被用作邮政局，直至今日。

细雨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滴滴答答地又淋漓了近半个世纪。生锈的时间指针带着满身的泥土敲响了新千年的时钟，一切都在春天的气息里蠢蠢欲动。只有它依旧在栉风沐雨地坚守着一百年前的岗位。绿色，给了万物昂扬奋进的蓬勃生机，也给了它对抗衰老的飒飒勇气。然而，毕竟它都是要年近百岁的耄耋老人了，是时候给这位忠诚的“邮递员”换身行头了。

为时一年之久的修复工作，使这座百年大楼的面貌焕然一新。水泥灰较大部分地取代了先前喜庆的大红色彩，被用作外墙粉刷的主题涂料。想想也对，一个百岁老人，再让她在光天化日之下整天披红挂彩，怎样也说不过去。

大致呈“工”字结构的主体大楼，修复后的第一层保留了原先的营业主厅的功能。楼身整个北立面巧妙的运用中国古典建筑美学的中心对称手法，以中间主入口的巨大门廊为对称点，均分五段对等处理。门廊则坐落在恢宏气派的高大石基之上，左右各立滚圆雕纹石柱一根。没想到，古雅典与古中国两大文明，在这扇门前又一次不期而遇。

新安装在主入口上方的电子滚动屏幕，此时在阑珊的夜色中显得尤为璀璨夺目。屏幕上以鲜亮刺眼的大红字体，循环播出着的有关机票打折的信息，让我们在即将离开的时候，不由对邮政大楼的未来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