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怎样巨大的变化；济南大学又有如何跨越式的发展。十九年前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即可作为其诠释之一。

1999年的10月，我在济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时，接到香港城市大学主办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函。来函特别注明我到香港之后的食宿费用他们全部承担。我心中大悦，于是拿着会议邀请函向学校有关部门一级作了汇报。而兴奋中等待的答复是：学校当时只有校领导出国考查的先例，而教师到国外和港澳地区参加国际会议尚无章可循。怎么办？我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还是去参加会议。因为争取到这个学术交流的机会不容易，为提交学术论文花去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再说香港经过百年的飘泊刚刚回到祖国怀抱不久，我真想去看看，以了却我世纪的思念。于是多次与学校交谈，有关领导都尽其所能表示了支持，最后来回路费总算有了着落。

当时去香港办手续很不容易。我请教了学校外办的一位老师他告诉我说，要先报省外事部门审批，之后再去办香港的护照以及深圳的准进证，开证明到指定银行换外汇，再到安全部门审查备案等。于是，我按照这位老师指导，自己跑手续。之后，课余时间我便为此而奔波，忙了一个多月的手续总算齐全了。当告知外办教师时他惊讶之余也有些过意不去，我笑着说，这对我可是个锻炼的好机会，以后你忙不过来，我可以当你的助手了，他也会心的笑了。

会议的时间安排在1999年的12月底，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几天。我从济南乘汽车到聊城，之后转乘京九火车到深圳，经罗湖海关，终于在圣诞节浓重的节日氛围中到了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座落在九龙岛。乘坐地铁到九龙站时发现这里是个上下多层规模很大的商场。各个方向都有醒目的路标，我顺着指向香港城市大学的路标走，一边欣赏着甬道两旁墙壁上的钻石王老五那构思精巧的广告。出了商场迎面的学生多了起来，又过了一个小桥进入较开阔的院落，虽然没看到校牌，但认定是到了校园里了。根据标识的提示，我去大会秘书处报了到并安排了住处。说实话我真想在校门口留个影，但到离开学校我也没有发现校牌在哪里，哪里是学校壮观巍峨的校门？现在想起来还后悔。

会议安排紧凑而务实，开幕式非常隆重。大会发言时，根据论文研究方向不同分了三个报告厅，每个人都有宣读论文的机会和不同观点切磋探讨的时间。我很珍惜这次难得地与来自美国、东南亚以及台湾、港澳地区朋友相识，相知与相互交流的机会，因而整个会议的流程会部参加了。会议期间安排参观了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据介绍该图书馆在亚洲名列前茅，不仅因其建筑面积大，而且分类科学合理，书目及资料相当丰富。印象最深的是内地大学，甚至不少师专的学报都有，“文革”中的大字报汇编之类都可以查到。让我们这些亲历过“文革”的人都惊诧，心中想这才称得上大学的图书馆。

晚上到街上散步，此时正值圣诞节期间，节日气氛很浓，车水马龙的繁华中多了许多圣诞的华彩，像那造型不尽相同的圣诞老人，那灯光闪烁的立体的圣诞树随处可见。我所见到的最高最大的圣诞树在一个大商场里，圣诞树矗立在商场一层中央，而树冠已经疯长到了四层，真漂亮，真壮观。

香港的发达和先进，让人在城市中的行走便捷又高效。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街道显得十分狭窄，然而汽车依然风驰电掣般驶过。不少地铁站都是按钮自动投币，其中有标识老年人享受半价投币的按钮，也都是全凭自觉，这些充分昭示着香港管理的水平和文明的程度。

一天晚上我去香港的一处景观，好像是太平山顶看夜景，远眺俯视眼前那霓虹灯闪烁的景致，真是绚烂之极，如梦如幻一般。因迷恋那繁华美景，下山后已近11点钟，到处依然是灯火辉煌，徘徊良久，怎么也找不到来时的地铁站了。过来一位姑娘我忙向前问询，她听后笑着对我说，你跟我走就行，我也是去那个车站乘车。我们一边走一边交谈，她听说我是从大陆来的，忙说，我知道巩俐，她电影演得好。我说巩俐是我的老乡，山东济南人。我问她做什么工作？她回答：“我是干部。”我又问：“你是什么干部？”答曰：“打扫卫生啊，扫地，擦玻璃。”我笑了，心想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干部”，以干为先啊。她告诉我，她是职业学校毕业的，每月工资七八千港元。在香港这样一个意大利真丝每米高价有上万元的高消费城市，她的工资并不算高，会议期间听说香港的大学教授每月约10万左右港币，而与会的一位江西大学的教授每月工资1300元，我当时比她多二三百元。

会议结束，离开香港那天是1999年的最后一天，现在说就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澳门理工学院院长自报奋勇当我们的“领队”。先从香港乘船到澳门，到他的学院参观并热情挽留我们在澳门过新年，他说这是新千年的新年，澳门一定非常热闹，但我们内地的三位女教师谢绝了他的好意执意要走。这种浓重的恋家情结，明知走当天也到不了家，还是要在回家的路上奔波。“领队”只好开车送我们到拱北关口。分手时，“领队”告诉我们，过了拱北关口即进入珠海市，乘上出租车只需15元钱的路程即到码头，从那里乘船到深圳。

当我们三位女教师怀着深深地谢意告别“领队”之后，便开始了艰难的过“关”经历。到拱北关口还要走一里多路，我手里提着包，肩上背着个大包，不知是包的背带不结实，还是因为会议的材料太重，没走多远只听“啪”的一声背包带与包的接缝处断开了，只好半背半抱着走，结果还不到拱北关口鞋又因负重疾走出了毛病，左腿突然感觉好像短了，两腿走起来一跛一跛的。鞋是来香港前刚在洛口鞋城50元买的半高跟皮鞋，后跟里边是空的，因走路用力过猛左脚鞋里的后跟裂开了，虽然鞋底没坏，但我的脚后跟落下去非常难受，然而也只好在艰难的人群拥挤中过关，出关。这样跛着脚走，左腿膝关节被一撞一撞的疼也顾不上了，回家后肿了两个多月才好。之后，我们三个人终于上了一辆出租车，这时才算舒了一口气。可是不妙的事又来了：不说只有15元的车程吗？车表已显示40余元，怎么还不到呢？问司机，他只是说快了，快了。而且他不停地高兴地打着电话，像是用黑话告诉对方又发财了。到码头时表上显示65元，这时我们三个人知道上当了。江西大学的那位老师对司机说，我们可不是家庭妇女，都是大学老师，你休想骗我们。一个抄车号，一个准备打电话投诉。司机一看不妙，这三个妇女还真不好惹，二话没说，钱也不要了，开车掉头就跑了。我们怀着斗争胜利的喜悦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船。从珠海到了深圳时已是华灯初放，整个城市沉浸在新年的氛围中。

第二天是新千年的第一天，即2000年1月1日，上午九时许我乘上了深圳至故乡济南的飞机，心中憧憬着与家人幸福团聚。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是新千年，好像说什么电脑系统没调好，控制失灵，飞机在浩瀚的蓝天盘旋多时却无法在济南正常降落，最后迫降在武汉机场。飞机上的乘客不多，只记得有山东团省委十几人的赴港访问团，还有数名散客。偌大的候机厅显得格外寂寞和孤独。我的心情比天气还阴沉寒冷，归心似箭，焦虑不安，担心家人将会急成什么样子。此时广播里又传来飞机今天不能起飞的通知。真是如雪上加霜，想回家乡济南，怎么这么难啊！虽然晚饭与住宿都是免费的，但吃得不香，睡得不熟。新千年的第一天我就是这样度过的，除了在机场等候，就是乘飞机在天上盘旋。

好事多磨，终于回到了故乡济南，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之后又向有关部门上交了香港签证，领回500元押金，又去安全部门汇报了情况，至此才算基本结束了我五天的香港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