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魏晋，是个充满刀光剑影的乱世，也是个盛产奇人异士的时代。这之中，既存有彪炳史书的英雄豪杰，亦不乏归隐山林的志士仁人。因而，身为田园诗派一代宗师的陶渊明，生逢此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陶渊明是魏晋人士的典型代表。他身上流露出的气质，有儒学正统的积极进取，有道家学说的乐天知命，也有魏晋风骨的特立独行。其命途多舛的短暂一生，可粗略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入仕前的二十九年。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家道衰微，寄人篱下的凄惨童年；也经历了云游四海，寻师问迹的求学生涯。到此时，他基本确立了“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人生理想。其二为仕途中的十三年。这十三年，是他踏入官宦，施展抱负的十三年，也是他身心疲惫，与世沉浮的十三年。在这一阶段，他地人生志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于出仕隐居的徘徊犹豫中，他慷慨地唱出了“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迷途知返。其三即隐居后的二十二年。至此，陶渊明的一生，完成了辉煌的涅槃。他全部的智慧光芒，几乎在此时骤然迸发。

透过陶诗的字里行间，我们隐约能够略窥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河宴海清，歌舞升平。人与人之间没有欺压伤害，国和国之间也没有冲突纷争。其可以是黄老思想“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鸿蒙初辟，也可以是太平天国“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满”的大同世界。很显然，这些天马行空的痴心妄想，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战乱仍频的动荡时代，一个心智高洁的旷世奇人，大约可有两种选择：入则为王侯卿士，出则作山野隐者。因此，当前一条路对陶渊明大门紧闭时，实际上，他有且只有一条路走。他不是没有选择，他是别无选择。

起初，靠着亲朋的接济和作物的收成，陶渊明的隐逸生活，似乎过得勉强还算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他还能于劳作的空余里，抽出些时间来，随心地写写画画。一本本薄薄的诗集，也因此相继问世。“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虽说不能每天都是大鱼大肉，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起码有了着落。然而，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毕竟无法与山野村夫的任劳任怨相提并论。没过多少时日，诗人正常的衣食起居就已明显有些捉肘见襟了。先是间发的断炊，继而连日的挨饿。“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终于，一场意外的火灾，夺去了他全部的家当。诗人于无以为继的贫病交困中，草草地结束了自己凄凉的晚景。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魏晋风骨，在陶渊明的身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升华。这种超越生存本能的困境，铸就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人格力量。它可以让人忘怀得失，不计生死，也能使人奋发向上，绰约激励。以魏晋为中心的这种人格力量，前有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后继不媚权贵的太白诗仙。三股源泉，齐头并发，给人一种势无可挡，所向披靡的心灵震撼。

作为魏晋文学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陶渊明的贡献，不只在于其开创了一个诗歌流派，更在于它真正的发现了自己。他的诗歌由古人润色鸿业的华丽辞藻，转化为了表达自我的精神载体。以陶渊明为首的魏晋士人们，可贵正可贵在此一处。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文人阶层们，不再单纯的只是国家机器的政治工具，而是切实的成为了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由对政权的依附，到对自身的关注，这既是弥足珍贵的一步，又是荆棘丛生的一步。一着不慎，则有性命堪虞。即使侥幸迈过，也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纵览上下千年，可以不无夸张地断言，也只有魏晋的士人们，才敢明目张胆的迈出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沉重一步。历史选择了这个群体来完成如此险象环生的惊天一跃，不能不说其有先见之明。

陶渊明的诗歌精神和人格理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这些光照千古的诗词大家们，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与活力。他们如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巍峨山峰，支撑起炎黄民族的精神脊梁。而由此，我们便也可以做出如是的定论：正是因了陶渊明的这把星星之火，方才造就了后世诗词的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