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统一刊号:CN37-0818/(G)      2017年0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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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5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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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双一流建设”中的道德价值文化重建

作者: 来源:高等教育研究院 张婷   发表日期:2017-09-07    

  2015年11月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一系列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实施以来的又一重要举措。自“双一流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和焦点,学科排名、经费投入、科研产出等一系列硬性指标再次受到追捧,然而“双一流建设”的根本是“立德树人”,如何认识这个构成双一流建设硬性指标底色的、隐性的“德”?如何借双一流建设的契机重建大学教育中的道德价值文化?如何使得备受诟病的大学道德教育充满吸引力和时代特色?都是今天的“双一流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我国大学教育的道德价值文化失落在何处

  我国大学教育历来重视思想教育,关于道德价值的引导或者被思想教育替代,亦或被忽视殆尽。诸不知大学教育除去外在衍生的社会功能外,还有两个本体性使命:第一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生活,活出幸福的人生,这种幸福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功利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充实感;第二是教导学生学会好好与他人生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公正的社会。这两个问题均为道德价值问题。可以说,当下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成为有智能有德性、具批判力和社会承担的知识人。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次高等教育改革都没有将道德价值文化纳入衡量的指标,近年来大学在急功近利的规模扩张的同时,道德价值文化的危机逐渐显现。大学教育忽略自身传播价值观念、引领时代精神的道德角色,过度注重大学排名、科研论文数量和毕业生就业率等;大学课程中关于人生意义价值、公共正义、公共情怀等的内容被边缘化,师生公共意识、政治参与、理性的批判能力等缺乏现象存在,从反面冷峻地揭示了缺乏道德价值培育的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二、当前大学教育的道德价值文化为何需要重建

  (一)大学对学术文化的偏爱挤压了道德文化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多的大学逐渐摆脱经济、政治单一取向的定位思维模式,力求以文化立身,并努力在政府(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中寻求合理的张力结构和平衡点,这是一流大学发展走向独立性的必然趋势。因此,如何理解大学的文化立身、文化定位就成为摆在大学教育面前的前提性问题。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概念,从最基本的结构观念出发,文化被分解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直接物化,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在规范层次上的体现,由此精神文化成为文化的最核心要素。精神文化又包括科学知识和道德价值观念。因此,大学的文化定位便不能等同于单一的学术文化,这样定位的结果势必导致诸多大学教育利益相关者对学术诉求的追逐,比如教师对学术发展的重视,教育对学生学术素养的关注,政府对学术创新的渴望等等。因为道德价值文化和学术文化是大学发展的文化两翼,如果说学术文化是大学发展的助推器,道德文化则是大学发展的导航仪。

  (二)过度专业化导致大学教育实质上的去道德化现象。在学术文化挤压下残存的大学道德文化还要应对“人力”教育的冲击。虽然有学者认为当今双一流建设最大障碍是知识传承和创新的不足,也有学者认为是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也有学者认为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滞后以及制度保障的不完善等等,但就其本源,所有这些表象都离不开对一个更为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大学不是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人,而是具有高度科学素养和美德的人。然而,现代大学自从被视为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机构开始,追求高深学问和培养专家就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现代大学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了其本体的育人功能,更看重其人力的职能,对专业的重视逐渐挤占了道德教育的份额,重人力的大学教育实质上的去道德化现象迎合了社会需求,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不仅如此,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着大学教育去道德化现象。

  三、公共道德:大学双一流建设的现代道德价值之维

  公共道德是公民基于对自身独立主体的认识,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价值目标的认同与追求。之所以将“公共道德”确定为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基本道德价值预设,不仅在于大学已经出现的道德价值危机,更在于公共社会转型和大学教育人本性的要求。具体而言,源于当代大学生对权利和责任认识的不健全状况,以及我国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
 
  首先,90后的大学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成长起来的一代,市场经济的自利原则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被清晰的感悟到。如何维护个人的自主选择权,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合理合法的行为。甚至有的学生误以为不顾他人自主权利,一味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市场经济中奉行的经济人道德,殊不知市场经济道德观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在尊重他人自主权利的前提下,实现个人的自主权利与利益最大化。西方权利观念的深入人心,也是基于对他人自主性的尊重以及对公共道德法则的敬重。在我国,市场经济因其运行逻辑对个人自主性和权力的尊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然而大多数人的权利意识却是残缺的。所谓理性的自利和权利,正是作为一个公民不应忘却的公共关怀、公共理性和公共德性。然而,维护公民权利、自由的同时,如何兼顾公共利益?什么是权利和责任的对等性?如何在多元价值观盛行的时代形成理性的批判能力?政治宽容的精神以及公民的理性不服从为何物?等等这些极具现代公共意识的内容,没有及时有效地进入大学教育的范畴,大学教育在引导学生应对这种新的公共道德挑战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德育始终无法扭转政治化、抽象化、条块分割的教育模式,德育实效性不强是其后果之一,其二是随之加剧的学生对大学德育的逆反情绪。于是,现实生活奉行的道德原则与大学教育灌输的道德原则间的巨大反差,不仅导致大学自身公共道德价值文化的残缺,其社会精神的引领职能更是无从发挥。

  其次,随着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现代化的进程也在加速发展,但各世界大国崛起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只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发展和人文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恰恰是后者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我们正面临着社会发展和人文发展不足的严峻挑战。的确,钱学森之问在不断地拷问当前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能力,但当前的中国大学教育不仅承载着精英教育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职能,还承担着大众化阶段提升现代社会文明水准的普遍责任,承担着培养以自由、权利、责任和理性等为特征的现代公民的历史使命。因为任何社会并不会自动成功地转型,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构建的主要资源有很多,但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一定是其中最为有效的方式。当下的大学教育应当为公共社会培养未来的领导者,他们既需要具备基本知识和技能、终身学习能力,更不能或缺的是公共道德素质,公共精神的缺失会导致我国公共社会发展所需的道德文化依托和涵养的严重不足。因此,值此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契机,将以公共精神为实质内容道德价值文化植入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话语体系,重建大学教育丢失的道德价值文化,应是大学双一流建设中不可回避乃至于有核心意义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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