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走红”背后的教学思考

不久前，一篇题为“大学课堂里的‘泥石流’，老教授魔性解读古诗爆红”的文章引发高校的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授戴建业的选修课场场爆满，深受学生喜爱，以至于一些学生要提前占位。戴教授使用的教学方法没有什么特别，还是传统的教授法，为什么他的讲授具有那么大的魔力呢？

课堂教学质量是高校课堂革命的目标，也是内涵建设的难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涉及教师、学生、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要素，而教学方法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教师缺乏独特的教学个性、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丰富的语言艺术，缺少其他教学方法相辅助，又忽视学生的能动作用，一味地讲授，课堂教学就会显得单调枯燥，味同嚼蜡，没有什么教学效果。

事实上，目前多数高校课堂正是如此。上学期笔者共听理论课32节。从教学方法看，教师采用讲授法有30节，占比93.7%。讲授法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讲授为主＋其他教法”的课堂约占17.2%。这种教法虽然以讲授为主，但教师或联系实际，或引导学生知识迁移，或设置链式问题，课堂有较强的吸引力。二是“以讲授为主＋简单提问”的课堂约占62.1%。这种课堂94%以上的时间用于讲解，有几分钟提问学生，内容不外乎教材中的一些知识性问题，学生要么念教材上的“答案”，要么摇头三不知。三是讲授“照本宣科”或“照屏宣科”的课堂约占20.7%。这类课堂大多将教材内容搬进课件，教师由过去的照本宣科变成“照屏宣科”，“人灌”改为“电灌”。采用讨论、发现、探究等教学方法的课堂只有两节，占比6.3%。在以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师潜意识地控制着话语权，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向学生灌输别人的知识和见解，教师拿出这些“存款”要学生收进、归档、存好。这种教法实质上剥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对话的权利，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讲授法”。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课堂教学逐步形成了三种基本教学方法，即“讲授法”“讨论法”和“练习法”。“讲授法”是以教师讲解为主，“讨论法”强调师生的双边活动，“练习法”是以学生活动为主而教师辅助之。一堂课同时运用三种方法需要高超的教学艺术，不太容易把握，但是，长时间地只使用一种方法必然失去课堂活力。在上述三种方法中，“讲授法”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教学方法，其优点是便于有系统、有计划地组织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伴随着从单个教学走向班级教学，教师的讲授可使群体受益，有利于教师对教材的充分阐释，充分展示自己的教学思想。但是，“讲授法”的缺点也十分明显：一是它面向学生群体而对个体关注不够；二是由于采用讲述形式，教师容易展示自己，不利于学生参与；三是学生主要以听觉、视觉投入课堂，“讲授法”不易全面调动学生的感知系统。

尽管“讲授法”存在上述不足，甚至被当作“满堂灌”饱受批评，但是“讲授法”依然经久不衰。未来很多课堂仍将适用，但需要改革创新。除了要根据教学内容辅之以其他教学方法外，课堂教学可以进行“智慧地讲授”。

什么叫“智慧地讲授”呢？笔者的理解是有技巧、有变化、善插科、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地讲授。相比于当下动辄大数据、翻转课堂，戴建业教授的走红，反映的其实是师生对“智慧讲授”热切的认同和呼唤，也是对教学规律思考的一次理性回归。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教学思维颠覆了传统。比如讲授《归园田居》，一般的解读套路是介绍创作背景，分析意境，阐明诗意，称赞陶渊明远离污浊官场，向往田园生活的轻松之感和欣悦之情，总结艺术特色。但是，戴教授没有按照常规逻辑讲授，而是对“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作出不一样的解读，他仿佛带着学生走进了陶渊明的生活现场，生动地还原了古诗所描写的真实存在，令人耳目一新。二是快人快语、平易近人的个性魅力。说真话、做真人是教书育人的基本准则，也是赢得学生尊重、信任和喜爱的前提。有的教师曾埋怨学生上课“听不进去”，戴教授直言，根源不在学生，而在于教师“讲不进去”。前几年，戴教授曾在博客上撰文痛陈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坦承、直率必然体现在他的课堂教学中。在一般学生印象中，教授上课，居高临下，高谈阔论，常常目中无人，但是，学生给戴教授的评价却是，上课平易近人，“不装腔作势”。第三，聊天式的语言风格。戴教授普通话不够标准，但是他的麻城方言，并没有影响他的表达效果，因为他以通俗而风趣的口语吸引了学生。例如，“唐朝每个诗人都自我感觉良好，都很牛。连杜甫那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都‘牛’得很，以前我以为他写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夸别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夸自己。”“那个鬼汪伦走了狗屎运了，李白的一首诗让他流芳千古了，后代人谁都知道唐朝有个农民叫汪伦。”像这样无拘束的聊天，即兴式的洒脱，口语化的俗评，确实别具一格，富有魅力，难怪征服了大批学生，这种讲授才是“真牛”。

（《中国教育报》2018年12月12日王志蔚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