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周五，下午放学后，上六年级的大女儿跑回家，兴奋地跟我说，周六下午她最喜欢的英语老师要来家访。

夜里，看着身边熟睡的三个孩子，我和她爸压低声音合计着要不要找个理由跟老师说，不要来家访，但最终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在孩子们轻微均匀的呼吸声里，在周遭浓浓的油烟气味儿里，我迷迷糊糊睡去。

我家在一栋六层民房的最底层，是在这个城市搬的第三个住处，随着城市一圈一圈往外开发，我们的租住地也跟着退到了这个位于城市入口的村子。房子位于城中村最繁华的南北街上，这条长约一公里的村中街道，两侧遍布各种小商店，卖杂货的、卖吃食的、卖蔬菜水果的、卖衣服鞋子、开饭店的比比皆是，每天从早到晚人流不息，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我们外地人管这街巷中的闹市叫做“香港街”。白天在这街上流动着的人群，夜里鸟儿归巢般散居在村中的各个角落，村里的原住民大多搬进了附近的住宅小区，只有些中老年人住在老宅里并做起了包租公，管理十几二十几户租客，收水电费，收房租。

相对于周围高楼林立的居民区，这条街醒得格外早。凌晨三点钟，随着临街铺面电灯开关啪的一声轻响，橘黄、银白的光晕透过模糊的窗玻璃，氤氲了街道的夜空。我家旁边炸油条炸菜盒的、做吊炉烧饼的、做豆腐脑、胡辣汤的门头陆续儿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我住的是一间二十平米左右临街的铺面。一道防水布帘把这个大通间分成了两部分，外面是我的小快餐店，靠墙的里侧住着我们家五口人。横放在门口的是一个两米长的餐车，紧挨着餐车一个插线板旁边的矮桌上，放的是用来蒸米饭的大号电饭锅。再往里就是用来炒菜的炉灶、铁锅和盆盆罐罐，一直堆到垂着的布帘边上。炉灶对面靠墙有个自己做的五层木头架子，冬瓜土豆圆葱放在最下层，粉皮腐竹木耳在最上层，中间齐整的摆放了各种蔬菜。木架里侧那个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冰柜，是家里最值钱的电器。布帘里边一角码放着十几袋大米和面粉，另一侧墙角这张宽大的木板床上，一溜儿横着睡了我们家五口儿，床边贴衣橱竖着的那个折叠圆桌，既是我们的饭桌也是孩子们的学习桌。

早餐做捞面卖。凌晨三点半，我像往常一样轻轻穿衣起床，抹黑到门口打开节能灯，微光下坐在矮凳上往大瓷盆里倒入面粉，加水开始和面。面团在手里越揉越绵软，我却一直眉头紧皱。女儿的老师要来家访，我这简陋局促转不过身来的“家”，会不会让老师看轻我品学兼优的女儿呢？女儿个头儿都要跟我一般高了，早就想有个可以学习的房间，我也打算在楼上租个小间让她们两个小姐妹住，可是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到现在都没能遂了孩子们的愿。

我在贵州西部一个山缠水绕的穿青族村落里长大，二十岁那年穿着一身滚着银边的美丽青衣，绾起高高的发髻，与邻村小伙子结了婚，第二年生了大女儿后，男人就外出打工了。女儿三岁时我带着孩子来到男人打工的地方，后来又生了二女儿和小儿子，直到辗转来到这个城市。女儿在城郊的这所小学上了学，我们也结束了漂泊的日子，男人继续打工，我狠狠心每年花三万元租了这个门头，中午和晚上做些小菜卖快餐，和男人一起挑起养家的担子。

聪明好学的大女儿每学期都拿回奖状，这些奖状贴在靠墙的床内侧，是我们家最金贵的装饰品。女儿是英语课代表，她说学好英语能去看更大更远的世界。听她叽哩哇啦背单词背课文，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我心里比早早卖完了饭菜还美。女儿经常在我耳边说起她的英语老师，言语间藏不住对老师的喜欢，现在老师要来家访，我有什么理由推辞呢？

一大盆细软的面团移到案板上，择完捞面用的青菜，切好做卤的炸豆腐丁儿，我又环视一圈房间，目光仔仔细细扫过洗得发白的蓝格子布帘和帘子外侧摆放的各种物件，手里的抹布在餐车、灶台上抹过去，再擦了一遍临街的门窗，把平时不常用的两个细瓷茶杯找出来洗干净。

天光一寸寸逼退了黑夜。

雪白的面片儿在一大锅沸水中间上下翻腾，早起的大女儿帮我往捞起的面碗里加足菜和卤子，麻溜儿的给客人端上桌。

嘈杂的叫卖声和滚滚腾起的水汽里，女儿悄悄凑在我耳边问：“妈妈，下午老师来的时候，我想给她煮一碗面，行吗？”

还没等我回答，女儿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般，一脸失意，嘴里嘟嘟囔囔：“我老师说了，家访的时候不给学生家里添任何麻烦，她更不会吃面了。”我把一盖帘面片儿下进锅里，转头对女儿说：“孩子，等你的‘女神’老师来了，就给她泡一杯咱家乡的乌蒙茶吧。你记不记得，那茶的香味儿能装满这一整间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