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日，宁先生拒绝了老友外出旅行的邀请，一个人带上一壶酒，三盏小酒杯，将小国旗和一面校旗小心翼翼地用绢布包好与一盆车前草一起放在纸袋里，他一只手捧起纸袋另一只手提起了行李包。

“美娟，美娟。”他向厨房喊道。“诶！来了。”他的妻子将手往围裙上蹭蹭，往塑料袋里装了几个包子馒头，然后塞进了他的包里，“你这么早走，路上可能还是堵车，你今天不回，赶明儿也必须回了，儿子他们就回来这四天，今天下午就到。”妻子把门打开，又将宁先生的衣服扯整洁了，“今天是大日子，人要收拾精神，药在上衣左口袋里，记住了啊。”宁先生笑着应了，他今天要去探望一盏灯。

大巴平稳地在公路上行驶，宁先生看着路上的路灯，又想起了49年前遇见守灯人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到哪了？”宁吾栋扶住自己胀痛的脑袋，这是他下乡五年后被转移的第四天，他决定出门走走，不知不觉就转到了这个偏僻的地方。“先生，先生，你是从哪里来的？你的口音和曾经来过的人一样，他在这建了一座灯塔。”他顺着声音的方向看去，那是一位苍老的老人，双眼向下凹陷形成两个深邃的黑洞，老人是个盲人，衣服却穿着端端正正，他的手里拄着拐杖，一根老旧的长木棍躺在脚下，木棍最上方捆着细长的布条。“当天黑下来时，山上会有野兽的叫声。建灯塔的那人告诉我，当听见叫声时点亮这盏灯，就会有人看见。”

宁吾栋不禁靠近了些：“然后呢？他去哪了？”老人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最终将头仰向了那条路，他于是明白了，造灯的人是沿着这条路静悄悄地走了。“我这辈子就干过两件事，一个是守灯，一个是找他。”“可是，你读过书！你上过洋学堂！你桌上那本是…是…”宁吾栋突然说不上话，“日本的《中央公社》，里面有鲁迅的《故乡》。”

老人不答，用手指敲打起座椅，嗒，嗒，嗒“我第一次去寻他，才走到路尽头不远，一位年轻人大声喊叫着‘西藏解放啦！西藏解放啦！’。我想，西藏解放了，他该回来了。再后来，1964年的10月16日我去市区坐车，锣鼓喧天，他们告诉我中国有‘蘑菇云’了。我想，他不久就回来了。但是没有。从这条路往另一条路，我每周五收好包下午出发，撑着拐杖就这样不眠不休地赶路。我没遇见过他，赶路的行程不能太远，我得回来守灯。”

“这灯，是为学生亮起的，他说他要去寻中国的光，而这些学生也要去寻光的，不能让他们失了这光。”老人忽然激动了起来，他猛地站了起来，座椅碰倒，他没有拿手杖，干枯的躯体在风中摇摆着，他手指颤抖着指着桌上的书。“你去翻！去翻那本《中央公社》！读它，读最后一段！”宁吾栋迅速翻找着，他的额头出了汗，脑袋的疼痛全部消失了，他在找寻着，找寻着那段话：“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老人于是长叹了：“他去寻希望了。”

1975年老人逝世了，宁吾栋搬去了老人曾经住的地方，他要替老人寻人，替老人守着这盏灯。

他替老人见证了港澳回归，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四十一年，他活到了祖国的七十岁生日，他的一生就如同其他守灯人一样，见证着守护着祖国的无数个十年。

目的地到了，宁先生一步步走，就如同一个虔诚地朝圣者，他举着济大的校旗，那个在夜晚里也有光亮的学校，他走着，另一只手里是闪耀着的五星红旗，他将两面旗帜放在了曾经灯在的地方，他想告诉老人，那些学生和现在的学生都在奋力追着光。

多年以后，宁先生躺在病床上，他想起遇见老人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还有那不灭的光。